图：南京明城墙是现时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都城城墙/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供图

　　历经六百年风雨沧桑的南京明城墙，因《铭文天下——南京城墙砖文》（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编、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一书，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老城墙砖文这一世界城垣营造史上的珍贵遗存中特殊的文化特征与美学价值，首次以古代艺术品的身份亮相。担纲该书设计的内地著名设计师速泰熙表示，今天的明城墙已不再仅仅是古代的防御工事，组成城墙的每一块墙砖其实都是极为珍贵的艺术珍品。

　　明代朱元璋为了确保建造南京城墙的城砖烧造质量，要求各地府、州、县地方官员，以及县以下里、甲的基层负责人，直至造砖人夫、烧砖窑匠均需在砖上留下姓名，责任人最多的达十一级，以便验收时对不合格的城砖追究制砖人的责任，甚至杀头。这不仅在中国建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城垣营造史上也极为罕见。正是这种严酷的“责任制”，保证了南京明城墙建造过程中的高质量。

　　砖铭集民间书法大成

　　南京明城墙建造时，共动员五省一百六十二个州县、合共二十八万民工，烧造城墙砖数量达三亿五千万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城砖落有铭文，多者六十九个字，少则一个字。

　　据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介绍，南京明城墙砖一般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重约四十斤，城砖上的书体，篆书、楷书、草书、隶书、行书五体俱全，以楷书为主，另外还有一些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的过渡体。这些书体绝大多数为阳刻，只有少数是阴刻和双线刻。这些书法作品，经历了书写、刻模、制坯、烧制的过程以及六百年来的日晒雨淋，依然保持迷人的魅力。

　　速泰熙认为，汉字是一种生命符号，经过人的心灵过滤，融进了个体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体现了浓厚的生命情韵。“即便是短短一横，在书写中有无数种写法，与每位书家的气质、情绪深相韵和。在形式美感的书写线条构造中，包含着人们的审美态度”。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介绍道，南京城墙砖文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模印、戳印和刻画三种类型。其中以模印数量最多，刻画最少，戳印则介于两者之间。

　　模印砖砖文的制作步骤是：第一步，由民间书手事先写好砖文；第二步，刻工用刀将写好的砖文，以反文的形式阴刻（也有少数是阳刻的）在一块与城墙砖侧面大小相同的模板上；第三步，造砖人夫将刻有砖文的模板压印在尚未完全晾干的砖坯上；第四步，待砖坯彻底晾干后，窑匠将其装入窑中烧制而成。

　　这类砖文是在与城墙砖侧面同样大小的木板上制作的，单个字体较大，布白比较疏朗，城墙砖上所占的面积也比较大。这种类型的砖文多用在城墙砖侧面。南京城墙砖文大多数采用模印砖制作而成。

　　戳印砖砖文是工匠像盖印戳一样盖在砖坯上的。与模印砖文相比，戳印砖砖文字体较小，布白比较紧，在个城墙砖上所占的面积也比较小。由于造砖人夫在戳印过程中用力不均，所以每行字体上下左右深浅不一。

　　极少数刻画砖砖文是工匠用树枝或利器直接在未干的砖坯上信手写来，既有刻画在侧面的，也有刻画在顶面的，均为阴文。

　　速泰熙表示，“民间匠人与下层官员写的字也很好”，铭文字体几乎集中国传统民间书法艺术之大成。模印和戳印的楷书砖文字体法度严谨、扎实沉稳，用笔端肃静穆，透着金石韵味，应为府县官员或邀请民间文人墨客所写。这类书体不论字体大小，都是书家一笔一画地书写，刻工一刀一刀地刻画到模子上，然后模印出来的，有的书体堪称精品力作。

　　目前可见的篆书城墙砖仅有一块。砖文共有“吉安府泰和县”六字，竖书，阳刻。布局谨严，线条圆润，苍劲有力。其中的“和”字“禾”、“口”位置颠倒，仿佛是稻穗挂在枝头。 有的砖文则是一些粗通文墨的人，只求按照规定完成皇差，但笔画工整，一丝不苟，其朴实的本性一目了然。极少数砖字体随意而稚拙，村野之气漫溢。有一块砖上十分罕见的草书“寿”字，笔力清劲，笔势气韵十分流畅，有意到笔不到的趣味。

　　城砖烧制标准统一

　　南京明代城墙修建自公元十四世纪中期，目前保存完好的约二十五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都城城墙。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刁仁昌在《铭文天下》前言中说，综观世界城垣营造史，像南京城墙砖文这样拥有多重历史文化价值的人类遗产十分罕见。既是元末明初社会经济状况综合反映的部分缩影，同时也是一种未经入藏的珍贵历史资料，可以弥补史料不足。除了城砖烧造产地、烧造时间、烧造责任人或单位等可直接辨识的信息外，还可通过砖文了解当时的政治体制和赋役制度、农村基层组织发展演变、政区沿革、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移民与姓氏文化、造砖技术和窑群分布、避讳制度、文字发展与书法、刻印技术与篆刻艺术等诸多内容。

　　元末明初，朱元璋先后征调全国各地工匠、人夫和罪犯百万余人，到南京建造城池。南京城墙的巨量城墙砖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广袤地区，即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的162个县级单位。朱元璋在摊派城砖烧制的时候，不分贫贱富贵，全国统一，完全按照同一个标准。

　　据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介绍，南京城墙砖除了由各地府州县和中央六部之一的工部烧制外，当时的军队卫所有二十六个单位也参与了烧制，如有砖文“水军右卫中所”、“广洋前所”、“广洋右所”等。

　　专家在整理城砖的过程中，发现砖铭中还出现了“天界寺”、“报恩寺”、“龙吟观”、“大和寺”、“荐福寺”、“茶山寺”等。

　　在一块“天界寺款”城墙砖一侧，刻有竖排两行砖文，共计三十个字：“总甲方有余甲首天界寺小甲尹添俊 造砖人户尹添俊天界寺窑匠陈智全”。

　　公元一三五六年，朱元璋进驻南京后，曾亲自到天界寺听法，赏赐寺院田地一百零五顷做庙产。可即便规格很高的皇家寺院，也得为建造南京城墙烧制城砖。

　　按照当时“计田出夫”的规定，即按照拥有田亩的数量摊派烧砖劳役，无论是士、农，还是僧人、道士，都要按照比例进行缴赋税和服徭役。天界寺据此被编为甲首一名，下辖小甲十名，共有一百零五人服役参与烧造城砖，僧人们因此苦不堪言。

　　洪武十六年（公元一三八三年），天界寺住持行椿以“每顷一夫，常住盘费艰难”为由，提出将寺院获赐的田地归还朝廷，希望能免除烧砖的徭役。朱元璋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官员去丈量寺院所辖田地，并下令“还与他天界善世禅寺岁收租米供众，免他夫差。”方使天界寺不但保住了田地，还卸下了烧砖的苦差。

　　速泰熙说，这罕见的记载特殊史料的寺庙砖尤为珍贵。

　　铭文丰富蕴文化意趣

　　南京名城墙砖颜色丰富，有青灰、红灰、黄灰、赭灰等，大部分为青灰色，在历经了六百余年风雨洗礼后，城砖色泽斑驳沧桑，更显历史厚重。

　　据史书记载，明初修建城墙时，一批产自江西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市）白色城砖运送至南京城，震惊了朝野。从外形来看，这种砖棱角分明、洁白如玉，楷书印的砖铭清秀工整，这种砖使用高岭土烧造，质地坚硬，不透水。因此在修建南京城墙时，这些名贵的瓷砖都被放在了城墙的内部，用以稳固墙体。

　　烧造白色城砖的，是“袁州府提调官通判隋赟”。隋赟通判是正六品，洪武十二年，由于他烧造了这一批高质量的城砖，被连升了六级，升为正三品，调到广东当巡察使。

　　城砖中还出现记载城墙砖烧制的年号、年代等纪年砖。目前南京城墙已收集到的明代纪年砖有：洪武元年、洪武四年、洪武五年、洪武六年、洪武七年和洪武十年。

　　有由于人为或技术原因，导致生产出来的砖文出现差错的错版砖，如同人民币中的“错版币”和邮票中的“错版票”一样。

　　吉语砖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南京城墙吉语砖文有“福东海”、“寿南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此外，还有“万万年”、“天下平”。表现了明朝百姓对长治久安的祈愿。

　　速泰熙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六百多年前的城砖上，有相当数量的简化字。如，“刘”的写法与现在的简化字如出一辙。南京城墙砖文中出现的规范简化字有“刘”、“万”、“庐”、“实”、“窑”、“云”、“礼”、“时”、“邹”、“与”、“寿”、“调”、“粮”、“砖”、“号”、“宝”十六个，涉及人名、地名、官职、身份等。

　　据专家解释，汉字简化现象自魏晋就已经出现，至隋唐，简体字逐渐增多，在民间尤其普遍，被称为俗体字。当时参与烧造墙砖的工匠，一方面文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为了赶工期，书写中简化汉字。

　　速泰熙表示，南京明城墙砖不是普通的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材料，城砖砖文蕴含的独特的艺术审美与文化价值，使之成为特殊的艺术品早已在收藏市场被青睐。

　　一九八八年，“南京城墙”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六年和二○一二年，又先后两次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如今，随着“中国明城墙”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不再局限于历史与文物价值，南京城墙的艺术价值成为世人高度关注的焦点。

（文章来源：大公报 记者陈旻）